-------陈哲生
1993年9月10日11时，一架波音737飞机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腾空而起，融入天际茫茫的白云中。我和不满2周岁的女儿旻旻坐在机舱里，望着机窗外翻腾的白云，心情激荡：这一旅程，将会如何改变我的人生？
1980年9月10日，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我告别落后的乡村、慈祥的父母和朝夕相伴的弟妹，踏上脏乱、拥挤的汽车，颠簸了10多个小时，终于到达广东药学院（原广东医药学院）。这一艰辛的旅途，是我人生的重大转折——我从一个农民的儿子，跻身于“一代天骄”之列，成为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5年后，我以优异成绩从广药毕业，又考取中山医科大学卫生学研究生。1988年获得硕士学位后，我随即至广东省卫生防疫站环境卫生科参加工作，1991年晋升为毒理室副主任，事业上出乎意料的顺利。人生的路处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与喜。毕业8年后的9月10日，舒适快捷的空中旅程，把我带到了另一拼搏之峰的起点。
一、难忘七年东瀛路
（一）好事多磨惊鸥鹭
1993年1月，妻子获日本文部省奖学金，“抛夫别女”，只身赴日。原计划一年的学习，由于她将继续攻读博士课程，滞日时间延长，便有了我携女东渡之行。广州出发，经香港转机，下午6时多到达鹿儿岛。过了海关，远远瞧见妻子已在等候我们，欣喜之情难以言表，舒了一口气，可是，满载行李慢悠悠转动的传送带却把我刚刚放松的神经又绷紧起来；任凭我睁大双眼、集中精神寻找，就是不见我的行李。旅客们领好各自的行李都走了，剩下依旧转动着的空荡荡的传送带和耷拉着脑袋失望之极的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的行李不见了；心情只有一种：焦虑的奶茶偏要加上懊恼的果味。庆幸，第二天我们接到机场有关负责人的电话，告知行李还在香港机场。一周后，三十多公斤的行李被运送到家中。虽然是虚惊一场，但这件小事似乎注定了我的东瀛之路必然是“好事多磨”。
（二）主男尽日惹琐事
购物、办理外国人登记、加入保险、小孩进入保育园的申请手续等，忙忙碌碌的一周便过去了。赴日前，工作太忙，加上前辈们告诉我，与日本人无法交谈时便写汉字，我没有挤时间去学日语，但过去一周的遭遇，让我深感语言不通的不便。我心里盘算着，待女儿进入保育园后我先进学校学日语。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女儿入园申请没批准，原因是该公立保育园已满员，要等有人退园才能补缺进去。而私立保育园收费甚高，对于刚赴日，没有积蓄的我们来说，要“慷慨解囊”显得有点尴尬。
女儿进不了保育园，妻子要上学，带孩子的任务自然便落在我肩上，公园游玩，滑梯、木马、秋千······乐意而回；商场购物，鱼、肉、蔬菜、水果，大饱眼福。高兴的是女儿每天的好心情。新鲜轻松的生活里，时光悄然溜走。眼看就到9月底了，到市役所询问；孩子何时能进保育园？回答是：“没办法，请再等等吧。”进入十月份，日子还是如往，一向以好脾气闻名，自觉是“贤夫良父”的我，渐渐变得不耐烦了。妻子也为孩子入园之事急的团团转。她所在的教研室的教师们也都挺关心，多次给市役所所长打电话说理求情。得到的回答还是如故，那就耐心等待吧，因为别无选择。转眼又到十月底，这事还是悬而未决。天啊！我漂洋过海来日本可不是为了当“保姆”的啊！
（三）逼上梁山开新路
十一月底孩子入保育园后，我便开始到鹿儿岛大学专门为外国人开设的日语班学习。同时也开始考虑自己在日本的未来。妻子准备用四年的时间在这里攻下医学博士学位，如果不想过牛郎织女式的生活，我也只好在这里“陪读”了。我想，何不也利用这四年的时间拿个博士学位呢。这个想法得到妻子的支持，我便开始寻找能接收我的导师。
因为种种原因，被逼改专业，既然要改，而且到哪里都一样没有资助，首先考虑的便是有发展前途的专业及有名望的教授。经打听，当时医学部比较有名望的要数肿瘤研究所的秋山教授。然而，言语不通，人地不熟，怎么办呢？妻子只好鼓起勇气请其导师村田教授帮忙
当村田教授领着我去见秋山教授时，秋山教授摆出不屑一顾的样子，嫌我日语说得不好，没法交流等等。或许是碍于教授间的情面，他同意我暂时在他的研究室干一段时间，并将我交给一位助教，说好由这位助教根据我的实验能力决定我是否有资格当他的博士生。
我虽出身于医药院校，但卫生系与医疗系所学习的侧重点不同。卫生系侧重在卫生学与流行病学方面。坦率地说，我对肿瘤学可以说是一窍不通。更出乎我意料的是：这个肿瘤所所做的还是国际水平的研究，即使用标准的汉语向我说明，我也不可能一下子完全理解。我真想知难而退，但已经没有退路了。
我就这样被逼上梁山，除了知难而进，别无选择。本想白天跟助教先生好好做实验，晚上自己看看有关肿瘤专业的书籍，以弥补自己无可奈何的“先天不足”。谁料这位先生虽早已过而立之年，却仍是“快乐的单身汉”，而且颇具献身科学的精神，每天过着“宿舍—研究室”的直线生活。时值寒冬，他认为研究室比宿舍“温暖”，晚上不到11-12时，他一定不会离开。他是位勤奋又认真的学者，又正计划着到美国斯坦福大学留学，有了我这位“帮手+伙伴+英语对话机”，更是如鱼得水。在那一个月里，我每天都坚定地对自己说：还是社会主义好！
一个多月过去了。感谢这位助教先生在教授面前为我美言了几句，我终于成为秋山教授的第一位外国博士留学生。
四、坚持不懈结硕果
进入博士课程，似乎可以松一口气了。然而，研究室的老师们对科研的执着与热情感染了我，我也不自觉地投入紧张的研究。实际上，关于抗癌药物耐药性机理的研究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探索，我深深地被它吸引，希望自己能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有所突破。秋山教授对我仍是不屑一顾，后来我才知道，在这之前，他刚刚和一对中国留学生夫妻有过一段不愉快的接触。谁叫我是“不速之客”呢？看来我来得很不是时候。不过我发现，只要我努力做好实验，特别是得到好结果时，还是不难从他脸上捕捉到一丝的笑容。我下决心要以自己的努力，改变他对中国留学生的看法。
我感到荣幸的是，秋山教授不愧是世界有名的肿瘤学专家，他的实验设计很有见地，在他的指导下，我的研究顺利的进展着。进入博士课程不久，我便获得“sasakawa医学研究助成金”，虽然这些助成金只能用于研究，对于我这“自费生”生活没有帮助，但它说明我们的研究工作富有竞争力，这已足以使我兴奋了。我的研究工作不断进展，秋山教授为我提供了许多许多在各种学会上发言的机会，包括日本癌症学术年会、文部省癌重点研究会等，这使我的研究热情越来越高涨。进入博士课程三年级，我有幸荣获得“安田优秀医学生奖”，还被邀请到大阪出席授奖仪式。据理事会长安田先生说，医学奖创立9年来，我是第一个获奖的外国医学生。
（五）明月不舍相挽留
1997年4月，我有幸出席了代表世界癌症研究最高水平的第88届美国癌学会，并在会上宣读了自己的论文。我顺道到华盛顿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NIH）、洛杉矶、纽约等地游玩，美国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这是我博士课程的最后一年，我很希望自己毕业后能到美国攻读博士后，回日本后我把想法告诉秋山教授，出乎我意料的是，教授一反刚开始时对我一屑不顾的样子，真诚地挽留我，希望我同他再共事几年。
然而，研究室里没有空缺，秋山教授把留下我的希望寄托于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特别研究员的应募上。这是一个很难得的职位，鹿儿岛大学医学部每年都有不少博士生应募，在我之前没有一人成功，我对此自然更没有信心。连填申请表都认为是徒劳无功的事情，经不住秋山教授的督促，最后我还是把申请材料递上去了。
我相信我在选考时碰上了好运气，居然成功为振兴会外国人特别研究员70员中的一员，打破了鹿儿岛大学医学部零记录。我更佩服秋山教授的高瞻远瞩。教授说：“这几年你付出了不少努力，你是应该得到这个荣誉的。”
是啊！有付出必有收获，一时间，“万事开头难”、“一分辛苦一份收获”、“有志者事竟成”······这些古老又抽象的名言，在我的脑海中突然变得具体化了。
二、美国任教之路
（一）曲径通幽英语路
我的中小学是在粤东地区贫穷的乡村学校度过的。当我从初二升上高一时，刚好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二年，高一才开始学英语。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上第一节化学课时化学老师那满脸不高兴的表情，因为他不得不先教会我们26个字母以便我们能开始学习化学元素符号。
那时的英语仅仅作为高考的参考分，因此几乎没有人愿意花功夫读英语，而且当时农村中学的英语师资不足。我于1980年参加高考，当时的英语已经从参考分变成折算30分计入总分。我仅得21分，这可不是折算后的分数，而是100分中的21分。我怀着焦虑的心情来到广药。由于我们的英语水平参差不齐，大学英语老师只得从头教起，这对我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好消息。经过老师的帮助和自身的努力，我的英语水平有了很大的进步。在我到美国攻读博士后之时，我必须与美国教授用英语交流，幸好有全英班毕业的妻子的鼎力相助。
我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费城福克斯切斯癌症中心（Fox chase cancer center）做博士后。在研究中心工作的好处是英语方面只要能与自己的导师交流便可以。由于英语不太好，当时我想好留在美国只从事研究工作。在费城癌症中心的4年时间里，自己的英语水平还是有所提高。但由于布什总统要把更多的钱投入伊拉克战争而使科研经费锐减，我亲眼见证不少年轻的助理教授被癌症中心解雇。这改变了我当初的想法，确定要到大学里去教书。我于2004年9月被圣约翰大学药学院聘为助理教授。我感激圣约翰大学给了我机会，然而回首当初，一路走来还真不容易。
（二）口音令教育路难行
记得刚到圣约翰当助理教授时，论科研，我如鱼得水；论教学，因我那满口广东口音的英语，常常让美国大学生如坠云雾之中。最初两个学期，学生们经常向系主任抱怨我的口音，我甚至怀疑过自己能否保住“饭碗”。
天无绝人之路，药学系的路易斯主任总是站在我这一边，给我支持和鼓励。我自然要做出一番成绩不让他失望，尽自己最大努力提高英语水平及英语能力是首要的，并希望在科研方面能做得更好以弥补英语发音上的缺陷。其实直到今日我仍不太明白当初到圣约翰大学应聘时我那满口乡音的英语是如何打动招聘委员会各位教授的心的。
从没有进过美国大学校园的我一夜间成为大学教授，欣喜中又潜伏着淡淡的焦虑，不知除了英语之外，我还要面对哪些问题。当第一次有学生问我是否curve（加分）时，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后来才明白，有些教授在学生的平均分低于一定分数时，通过统计学分析而提高学生分数（或许可称为标准化）。后来又有学生问我是否有“term paper”、“assignment”等等，我根本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经过学生的解释之后才明白是“作业”之意，但当时的我只知道homework是“作业”之意。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说实话这些年我倒是从美国学生中学了不少东西。
(三)或是人生得意时
2007年9月的一天，我意外地收到药学院院长罗伯特博士的信，并祝贺我被评为优秀教师。我读了好几遍并确认的确是寄给我的，才敢相信这是真的。当我把消息告诉我妻子时，她也半信半疑，并问我有没有听错。更令人兴奋的是，在我的研究生及博士后们的共同努力下，我的肿瘤药理研究室发表了不少论文。其中包括癌症研究、生化药理学、癌症科学及白血病研究等较高水平的论文。或许正因为这些研究成果，才让我有幸被邀请到“2007年希腊癌症国际会议”上做了题为“癌症多药耐药与逆转”之讲演，并担任了主持人。几乎在同一时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也邀请我作为2007年北美ABC会议的主持人之一。
2008年3月我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这在圣约翰大学是不常有的。一般来说从助理教授升到副教授至少需要工作五年时间，而我当时在圣约翰工作仅仅三年多时间。最近我刚刚向校方递交终身教授申请书。我对此充满信心，但我也清楚自己的不足之处，并依旧坚持不懈地努力着。我的首批博士、硕士研究生们相继毕业并参加工作，当然我还不能说我桃李满天下，但我有信心培养出更多的肿瘤药理学者，成为名符其实的美国教授。
今年7月，我回到祖国并在北京大学、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讲学，还有幸回到母校并被聘为客座教授。在此，我再次感谢母校的培养与关爱，我愿尽我所能与母校开展科研合作与交流，欢迎广药的学生报考我的研究生和博士后。衷心祝愿母校越办越好，成为华南地区乃至全国药学名校。